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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，增加了解决住房问题的复杂性。《半月谈》的一则报道透露，我 庭杠杆率近年来逐年攀升，2006～2016年杠杆率从11%上升至45%，2017年9月底更达到50%上下，10年间增长3倍，这一债务增长速率令人担忧。整体的经济形式已悄然改变，但居民的住房需求依然存在。房地产市场既需要冷却、防止炒作，同时也不能忽视满足住房需求的基础功能，需要在整体利益和个人生计中寻找平衡点，将防范风险与照顾民生纳入同一视野考量，这就要求相关政策设计必须反复精细化，回应好当前社会的多元诉求。 一般来说，住房需求格外强烈的群体，一般是社会的中位数群体，他们从收入到年纪大致处于社会的中等水平。他们是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的动力所在，他们的经济状况、前景预期与心理状态，对整个社会的未来具有形塑的作用。因此，解决好住房问题，就是安顿好这一群体，就是在铺平通往未来的前行路径。 关键词：住房需求,贷款,个税责任编辑：芦静

“抬90岁父亲审社保”本不应出现 湖北红安一名90岁的老人，退休后在武汉与55岁的小女儿一起生活。今年4月25日，因中间沟通存在误会，女儿载着老父从武汉赶到红安县事业单位保险福利管理局，找朋友抬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参加社保年审。(5月7日《楚天都市报》) “为证明父亲还活着，女儿找人抬90岁父亲爬三楼审社保”这样一条新闻，在“互联网＋”时代，违和感是不用说的了。 给年岁大的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，需要证明其活着，这样的证明是有必要的，而不是通常所说的“奇葩证明”。但如果说，只有亲眼见本人才能证明其活着，想必很多人都不会认同。现代信息技术时代，证明一个人活着，有的是办法。从前，视频不甚发达时，有些管理部门验证某人是否健在、是否在某地的办法是，要求当事人手持一张当地当日的报纸照相，证明该人确实于某年某月某日居于某地。即便说，后来出现了PS技术，但双方通过视频确认某人是否健在，一般来说是无法造假的。或者说，通过视频确认当事人活着，基本没有问题。当然，红安县这边要求老人到场，还多了一项指纹录入和人脸识别，但这些任务也都是“互联网＋”能完成的。 管理部门的说法是，考虑到一些退休人员年龄较大，行动不便，甚至有的居住在外地，该局多次下发了通知，由各单位负责采集数据信息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但因为退休人员所在单位“忙不过来”，又因为保险管理局的几台电脑“需要升级”，善政没能落实。 管理部门不是没有考虑到老人的不方便，但终还是让老人亲自到场了，除了种种客观原因，笔者认为，在“证明活着”与采集信息方面，对管理部门的某些应尽义务缺少明晰而又硬性的制度规定，恐怕是更大的原因。地方间、部门间政务网络没能实现充分合理利用，也是一个问题。如果存在一种异地间相关部门的某些常态化或临时性协作——只需要简单的沟通联络，就可以轻松实现“电子信息多跑路，群众少跑腿”，怎么说，也不至于让一位90岁的老人长途奔波、被人抬着上楼。如果 相关部委能在这方面出台一些政策，将管理部门应该承担的义务、让“信息多跑路，群众少跑腿”的要求制度化，明确规定，行动不便的老人没有义务自证“活着”，也没有义务亲自到场采集个人信息，那么，因管理部门“忙不过来”“系统需要升级”而导致的“抬90岁父亲爬三楼审社保”的窘况应该不会出现。 实际上，管理部门承担更多的“证明”义务，并不会增加很多的行政成本，关键要看管理部门对“互联网＋”的利用是否到位。而硬性规定管理部门的义务，也是倒逼管理部门必须研究、落实、习惯“互联网＋政务”的信息运作路径。(马涤明) 关键词：90岁父亲,社保,年审责任编辑：芦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