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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博士生的生育窘境折射出性别平等的缺憾 “女人是人吗？”学者凯瑟琳·麦金侬在20世纪末向美国社会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。她指出，即使在女性权利在书面上已经得到承认的现代社会，女性依然在各个领域被贬低与侵害。如今，把这个振聋发聩的提问放到今天的中国，同样值得人们反思与回应。 近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的一篇报道《女性读博+生娃两全or窘途》将女博士生生育的问题放到了舆论的聚光灯下。这篇报道指出，许多女博士生要么在学术科研与家庭之间作一个“有你没我”的抉择，要么默默承担双倍的压力。 正如受访者在报道中所提到的，这种困境的直接原因，便是我国尚未出台对女博士生生育的相关政策支持。一方面，女博士生的身份依然是学生，无法享受 为女性职工提供的生育福利，而她们在经济上也只有一些微薄的收入；另一方面，与本科生或硕士生不同，博士生承担了与职场类似的工作强度与精神压力。 博士生的就读年龄和女性的 育龄高度重合，对这些女性提出“不生育”的要求，无疑很不恰当。因此， 与高校有必要对这个群体提供一定的生育政策支持，不论是提供产假还是生育补贴。如此，才能提供良好的环境，让女性免于面对家庭与学术的两难抉择。 然而，政策与补贴，未必能够彻底解决女博士“生育难”的问题。学界也有学者担心：如果照顾生育女博士生的政策过多，很可能导致博士生导师不敢招收女生，女性会在学术选拔中被边缘化。即便是初衷在于保护女博士的政策，也可能走向反面，让女博士生的处境更加困难。 这种左右为难的窘境，揭示了女博士生育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困境：女性在社会中需要同时承担双重角色。她们一方面需要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；另一方面她们与家庭绑在一起，需要证明自己是合格的母亲或妻子。正如罗塞尔·霍奇柴尔德在《第二轮班》中指出的——女性在工作时间之外，需要付出大量额外的时间处理养育儿女等家务事，这相当于是要上无薪的“第二轮班”，这让女性在工作的场域中天然具有劣势。在报道中可以发现，除了生育本身的生理活动以外，女性还被默认应该承担照顾孩子的主要工作，而父亲则常常缺席这类工作。 有社会学研究指出，家庭劳动在现实生活中基本是无薪的，并且其作用被贬低了，而女性恰恰是家庭劳动的主要承担者。当今，全职主妇越来越少，许多女性都开始走向职场。但是，这些走向职场的女性既要完成能够提高社会地位、实现自我的职场工作；又要完成一个作为妻子与母亲的所谓“义务”，这样的局面，无疑对这些女性不利。 女博士生的生育问题，实质上是女性家庭劳动不被承认的窘境的折射。 与学校的政策支持当然有助于缓解女博士生生育问题。但如果需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，社会需要重新思考家务劳动的重要性与意义，公平分配养育孩子的职责，保证不让女性独自承担“第二轮班”。只有通过破除女性就该是“贤内助”的迷思，让两性的劳动能够被平等对待，我们才能自信地重申宪法之中的庄严承诺——男女平等。(罗广彦) 关键词：女博士生,生育,性别平等责任编辑：芦静

40多万天价账单上的舆论味道 8个人就餐，一共点了20道菜，算上服务费，总价超过40万元一份的“天价账单”昨日(9月19日)开始引发关注。 账单来自上海“西郊5号”餐厅，座上宾被传为“迪拜王子”和上市民企老总。这份标价418245元的小票自带流量，从昨日到今日，媒体寻踪、网友热评、当事餐厅回应、市场监督局介入——已经历了多回合的传播起伏。目前看来，关注度的洪峰仍在路上。 “天价账单”总是让人忍不住多看一言、多想一点。但还原起来，这件事当中真正带有公共性的议题就两个。一个是，有没有“公家人”是座上宾？无论是动公帑以设私宴，还是官员参与商业性质的豪华宴请，都明显违规违纪。就目前媒体跟进反馈的情况看，没有确认有官员参与。 常识来看，这个概率也非常小，在反腐风劲角弓鸣的背景下，在酒桌照片搬倒了无数为官者的经验下，“公家人”要不智到什么程度，要多么大胆或多么迟钝，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。 另一个问题是，餐厅菜品定价是否违规？现在长宁当地市场监管已经介入，如何定性还待回应。但按照媒体信息梳理和饭店自己回应，饭店日常价格是人均六百至千元之间，而“天价”的菜品是私人定制，食材现从各地运送。按这个解释，当日价格属于一个暂时性的、私人性质的契约。 不得不说，事情被形容为扑朔迷离，可能真相中关涉公共性的却并不多。更多的时候，从小票里读出来的信息，是解读者的心理投射；而种种推断与猜测，隐隐反应了吃瓜群众对既往社会经验简单总结。这些“经验”是什么呢？ 比如，权与富粘连。中国独特的市场化经历，以往让市场和政府行为边界很难廓清，政商关系一度复杂，商业精英阶层能否在纯市场逻辑下崛起，是一个一直存疑的问题。这给很多人带来的潜在心理预期就是，必是一体、很难清晰切割，如果监督官员是正当的，盯着富人也有正当性。 比如，公与私粘连。正是由于很难剥离出一个纯市场行为，很难把交易还原成一个纯商业契约，一个行为是公共性的还是私人性质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。而一旦这个边界模糊，对于一场私下宴请的追问就变得有道理，带着隐约怒气的围观、带着道德判断的评说，“富人凭什么这样”的情绪，就被合理化了。即便这个“天价账单”的故事，终很可能就如一位网友的留言：“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关你我什么事？” 如没市场交易违规和官员参与，“天价账单”被当做富人生活标本被围观，对主人公们而言是一场无妄的舆论压力。但这也很难苛责这种舆论关注，评说者只是引新闻事件浇现实块垒，有人愿意从里面看到简单市场行为，有人愿意从里面看见贫富差距，有人愿意相信着这一定“事出反常必有妖”。只能说一句可能是题外的话—— 改革四十年，现实已经改变了很多观念。“有人富是恐怖，弄得我穷”这样的观念，已经基本转变为了“有人富是好事，带着我富”的思路。但恰因为整个社会曾对“富如何”做过否定评价，在独特的市场转型过程中，“如何富”的过程又是复杂的，今天的面对诸如“天价”这一与富相关的符号，很难形成讨论规则。细观这种网络讨论，其实能看见过去几十年宏阔的观念角力落地民间的效果。 关键词：天价账单,市场,转型责任编辑：芦静